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先后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和“提倡教育家办学”。《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醒目地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教育家”、“提倡教育家办学”。对教育家的呼唤、关注，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教育话题。但是，对教育家成长规律、促进教育家大批涌现的机制的深入探讨，则少之又少。
在祝贺同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指出：“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教育家就应该是教育行业中那些“关注天空”、“仰望天空”的人。我们应为涌现更多这样的教育家而努力。
如果说一种身份表达一种权力和责任，那么，“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的新战略由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其意义不只在于中央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决心和意志，更在于社会和教育界如何理解“造就一批”提出的背景，“杰出”的时代标准和“教育家”究竟体现着什么样的价值。
教育家应是职业化的
当今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的兴衰、荣辱，事关国家和人民长远和根本的利益。正因此，2006年一年中温家宝总理六次亲自主持教育座谈，集全民智慧问鼎教育大计。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结构性调整”号召后，温家宝总理又倡导教育家办教育，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教育家”，这将从教育瓶颈上解读教育的职业精神和教育家的社会责任。由此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内在生命的无限冲动，产生了推动教育进步的根本动力，揭开了教育体制改革“职业”进程的序幕。同时也让人感觉到，新的教育理念的倡导，体现着哲学的质疑精神，在促进现有教育模式富于时代精神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战略气魄和革命精神。
“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是一个大概念，教育家既可以是第一线的校长、教师，也可以是政治领袖，或拥有一定权力的教育官员，或有一定学术造诣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其中的“造就一批”，既有对教育第一线广大教师、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希望，对各级各类教育管理干部成为“教育政治家”的呼唤，也有对各级教育理论研究者用思想引领教育，发展成为教育理论家的呼唤。因此，“造就一批”绝不仅是对校长、教师的希望，而且是对整个教育领域中杰出人才的呼唤。
“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中的“杰出”两字是对教育家的修饰，什么样的教育家称得上“杰出”呢？这使我们想起，在温家宝总理提出“造就一批杰出教育家”的同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的“校长职业化”议案获得一致通过。校长职业化理念的提出不在于给校长换个概念，而在于职业化的内涵对校长而言是一种职业意识的转变和对教育精神的促进，职业化的真正意图是对教育体制变革的诉求。校长是一种职业，就要讲职业能力。就职业校长能力而言，南开大学早年的辉煌成就，有赖于张伯苓先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由此才产生了独有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理念，培养了周恩来、温家宝、周光召、朱光亚等一大批社会栋梁。如果说张伯苓在校长职位上卓越的贡献可以用“杰出”来概括，这种“杰出”的贡献首先是职业意识的成就，就此意义而言，把“杰出”用职业精神、职业理念、职业能力来解读和诠释，也就是对“杰出”的追问了。
教育家是以一种文化人的身份和社会在对话，对人的成长过程进行文化的熏陶。其理念须有战略的高度，其理论须启迪心智，其理想须是众人的理想，其价值取向须是人才的成长，其作为须是改革传统教育，其人格须不为金钱、官位所动。正因此，其职业形态才不应是官本化的，而应是职业化的。
职业教育家引领文化育人
文化育人理念的提出，实质上是和当下知识育人观念比较而言的。目前，中国教育面临很多挑战，而出路在于从知识育人向文化育人进行战略转变，这种转变的意义是空前的。一个新文化战略的确定，反映的是对发展现状的理性总结和反思，教育是以发展人为目的的，人也是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器物、工具。人是拥有主观能动性、拥有自由思想与创新能力的社会人，而不是只能被他人居高临下教育、管理、要求的对象。因此，人文精神主导的文化育人，带给学生全面的文化教养和社会文化的辐射。
倡导独立人格，探索创新精神，提升创造能力，增强集体荣誉，强化社会信任，并通过影响个人内心世界形成新的精神信念与思维方式，以此支配教育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教育模式，这正是文化育人要表达的意志和精神。
从教学模式上讲，知识育人就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传授，也可以叫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这种教育关心的是人类现有的知识，不仅将数学、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传授，而且将人文科学、艺术也当作知识体系来传授。在知识育人的模式下，虽然各科知识较为系统地传授给了学生，却形成了以书本为主的教育。其结果，产生了知识与文化分离、教书与育人分离、读书与做人分离等狭隘的、急功近利的育人定位，从根本上切断了文化的人文魅力，消解了“文而化人”的育人功用。
在人的培养中，当知识育人取代了文化教育时，为考试而育人的应试教育问题就在社会文化中变得异常突出了。知识教育本身并没错，但知识只是部分，文化才是整体；知识是文化的结晶，文化中还包含创新的激情和能动的态势；知识育人在社会文化中，往往是以静态的表现形式和逻辑的求证对人进行机械地灌输，而文化育人却是生生不息变化着的、反映历史的过程；知识在人的载体中看不到人的作用，文化则是以人的积极性作为创新的因子；知识在文明社会建设中以实证的方式出现，用于社会与自然问题的解决；而文化在文明进程中尤其表现为精神上的自主性和主观的创造性。由此看来，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注重考试和技巧选拔，看起来也“轰轰烈烈”，动机却是世俗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形式是乏味的。因此，变革知识育人的教育模式，发展文化育人的战略，使鲜活的、有生机的、富于创造力的生命状态得以激活，并在育人过程中表现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正是一代职业教育家施展职业能力，以无畏精神上下求索的历史责任。
职业教育家力行文化行政
教育的权力是可以用文化来行使的，只有如此，才更具思想力、凝聚力和执行力。
职业教育家的理念和影响力不是天赋的，是他们在社会文化运动中所产生的智慧。这其中，职业教育家从战略的高度设计的教育理念铸就了特色品牌；以不为金钱、官本位所动的情怀，培养着创新人才和社会的栋梁；而令人向往的人格、操守，战胜了传统的弊端；以质疑精神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德，提升精神的理念；以崇尚真善美，表达价值取向。而所有这一切无不以文化行政的方式表现出来。教育从权力行政桎梏中走出来，既是一种时代精神的重塑，也是权力与利益、责任与义务、分数与能力、数量与质量、创新与保守等观念在文化视野的对质中，以哲学思维适应社会文化所表达的一种气质。
教育新文化的九种形态的提出（学校文化、校长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育人取向文化、班级文化、动静态校园文化、考试文化、幼儿园文化在其他文章中已有专题论述）是以一种文化执行力的模式在迎接着凤凰涅槃的明天，其释放的理念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育。文化行政在和权力行政的角逐中，是职业操守、教育精神的较量，它衡量着官本位的“职务型”和以人为本的“职业型”所表达出的文化张力，以此抵制、批判分数至上、千脸一相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抵制短视的政令。
文化行政理念是一种多元的、立体思维的价值取向，它激励着人们在事物的规律本源处寻找价值点和创新点。文化行政的本质是以文化的方式提升人性，用人格的熏陶、示范的领导、精神式的教练模式，表达人性化的行政理念。文化行政的核心是以人的内在需求，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激发内在动力和创新力，以精神和理念的方式唤醒个人的意志和情感，凝聚成一种群体主动追求理想的意志，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教育文化行政观的提出，对结构性调整中的教育而言，产生像“校长职业化”、“教育新文化”等战略性新概念是必然的。
文化行政的理念在教育领域中为首倡，教育可能会感到它富有新意且充满活力，但在其他领域已不是新鲜事。在残酷的战争中，“文化”甚至可以“强军”，在国家建设中，还可以“强国”。当年希特勒的百万大军逼近莫斯科时，在敌人距莫斯科仅几十公里的时刻，斯大林在红场上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将士们说：“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有高尔基、托尔斯泰、马克西莫等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斯大林一口气说出了十六位伟大人物作为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理由。列宁格勒被围困两年以后，城内危机重重，斯大林元帅却命令空军起飞向列宁格勒空投交响乐团。红军将士在炮火声中，以肖斯塔科维奇刚完成的第七交响曲为赴汤蹈火的壮行曲，场面宏阔、意境深远，文化的力量激发出钢铁般的潜能和动力。而德国、日本战后的崛起，“韩流”的“入侵”，美国的强大……背后无一不是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是人的心灵内涵的修养，是社会的灵魂。而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自动生成的，而是在一种氛围、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它体现的是活力和创造，展示的是激情和动力。
文化行政理念不仅凝聚着不竭的动力，也是维护育人取向的特色文化和培养一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执行力。
文化行政所展示的平等理念，对自由的尊重，激情创新的动力和崇尚人文精神的信念正是文化行政的价值。
权力如果没有文化的认可，再坚固也会很脆弱。教育家如果没有职业的意识和理念支撑，再炫耀也只能是“泡沫”。职业教育家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不是社会通常的精神概念，而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精神追求。教育者只有对职业意识和大家风范产生敬畏，才可能释放生命之力。职业教育家的打造，也是走出权力和利益纠缠，摆脱体制和机制僵化，避免教育体制官僚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生定力和理念。这是哲思后生命的冲动所体现出的时代脉动，是历史责任感发出的一种能动的效能，是人生的幸福，也是教育的品德和荣誉。（王继华系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教授；任建华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