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亦即2011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发表过本人的一篇文章《当前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应处理好的五种关系》。与12年前相比，我国的职业教育已在不断地改革中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也在职业教育巨大的改革洪流中卓绝地建构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今天，带着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特殊情感，再来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既有对原文的再回顾、再解读，也有对文中有些观点的新认识、新反思。
一、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五种关系的提出
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处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使中专生的吸引力大幅下降，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初中毕业生选择就读普通高中，这两个因素的交织影响使得我国职业教育遭遇到了发展中的重大危机，这一现象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广泛关注。2002年7月28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后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两个重要的配套文件：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和劳动保障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和人事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职业学校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意见》。时间间隔不到两年，2004年6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会上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做法和思路，分析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方针、政策和措施，讨论了教育部等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11月7日，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做了题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重要讲话，会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会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如此高规格的职业教育会议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内召开了三次，足见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在党和国家的积极关怀下，职业教育艰难地挺过了难关。
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很多关心和关注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者加快了职业教育的研究，本人也正是在这种情怀下，于2008年，和我的博士生吕红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我们团队第一篇研究“职业教育”问题的文章——《试论从职业能力标准到人力培养标准的转化》，从此走进职业教育，投身“为职业教育研究”和“对职业教育研究”之中。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份纲要非常明确的规划了未来十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片向好的态势，受此驱动，大量的研究者、团队转而跨领域关注和研究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研究的人员和成果数量明显增加。然而，就在职业教育研究表现的欣欣向荣之际，笔者察觉到，当时的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客观存在着“重引进轻消化”“重微言轻体系”“重急功轻远利”“重跟风轻创新”等发展误区，这样的研究无法对职业教育理论或实践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困扰之余，笔者基于长期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注，以及对职业教育跨界融合的研究，探讨了“当前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有必要处理好五种关系”。
二、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误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关系问题的回应
当时伴随着职业教育界大量研究成果的产出，本人开始思考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进行职业教育研究？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职业教育研究？笔者认为，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职业教育研究不管多繁荣，也无法促进我们职业教育的繁荣。
笔者认为：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无限揭示职业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虽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新时代以来建构的话语体系，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历史可溯源性。“为什么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认识论决定了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笔者通过翻阅大量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后得出，当时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在认识论层面是基本一致的，而方法论层面“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职业教育研究”的问题比较突出。
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以来，我们职业教育的研究首先开始更加注重“放眼国际”，愈加强调国际视野，一时出现了大量的国外直译成果和很多“非本土化”的新词，但实际的结果是：这些成果和新词并未真正地深度融入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其次，大量的职业教育研究表现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如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对职业教育课程教学的研究，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等等，缺乏一种“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主动思维。再次，一些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做的”没有“写的和说的”那样好，“行”在了最高处，“心”却在了最低处，“上不顶天，下不立地”。再者，部分研究缺失一种“跳出来”与“走进去”的战略性跨界思维，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研究并不多见。最后，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研究务必要形成“明日走向”的理性格局，扎根现实，面向未来。于是，笔者在认真研读和剖析职业教育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思考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现实状况，撰写了《当前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应处理好的五种关系》一文，试图回应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几对关系问题。
三、职业教育科研的健康发展：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五种关系的阐释
当时，笔者在文章开篇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定位予以了明确，认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作为职业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加速器”，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指出，当时的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客观存在着诸多发展误区，由此提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有必要处理好五种关系：一为“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二为“学术”与“实践”的关系；三为“境界向上”与“眼睛向下”的关系；四为“自系统”与“超系统”的关系；五为“前瞻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时至今日，笔者依然觉得这五种关系仍旧应该成为当下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需要观照的问题。
一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关系，核心原则是把握好“拿来”是为了“我用”服务，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拿”和“拿什么”的问题。本人认为，“为什么拿”涉及的是拿的动机，根本的是要做到“为需要而拿”“为发展而拿”；而“拿什么”回答的是拿的内容，关键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者要拿基础，即要把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最本质、最精华的东西吸收进来，做到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所用；二者要拿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最适切的，真正为解决我国职业教育的问题而服务，有所拿、有所不拿，真正做到为“问题”而拿。关于“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至今都不过时，并且我们职业教育理论界也好，实务界也罢，还大量存在着不加分析就“拿来”的问题。如职业本科教育成为热词后，有些研究将国外很多与之完全不同的“本科教育”生搬硬套地嫁接在一起，势必造成水土不服，“拿来”没能为“我用”所服务。
二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研究“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基本主张是“学术”应走在“实践”前面。本人认为，要处理好这对关系，职业教育研究亟需还原其本真面目，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验感知到理论主导的转变、从借鉴模仿到自主建构的转变、从繁杂混乱到规范学术规则的转变。总之一句话：职业教育学要永远走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前面，职业教育发展要永远走在产业发展的前面，是引领而不是跟进。
三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研究“境界向上”与“眼睛向下”的关系，即职业教育研究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好”的职业教育研究一方面要让“学术”走在“实践”的前面，另一方面又要让“学术”立于“实践”之上，使得职业教育研究成果既能“顶天”又能“立地”。笔者认为，所谓“顶天”，一者站得要“高”，体现境界；二者看得要“广”，体现视野；三者谋得要“远”，体现战略；四者走得要“快”，体现步伐。所谓“立地”，一为想得要“全”，体现全局；二为写得要“是”，体现求是；三为说得要“真”，讲真话；四为做得要“实”，体现务实。根本就是职业教育的研究者不仅要在思想上“仰望星空”，更要在行动上“脚踏实地”，在真实的职业教育情境中去发现、回答真实的研究问题。关于“境界向上”与“眼睛向下”关系的辩证，扩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视野。
四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研究“自系统”与“超系统”的关系，即职业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促进“自系统”在“超系统”中交融共生。本人认为，职业教育研究具有很明显的多学科交叉性特征，因此，职业教育研究者必须“跳出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摒弃“小而全”的“自系统”，以“超系统”的多重视角来研究职业教育。关于“自系统”与“超系统”关系的提出，对于解决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依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的跨界融合性教育类型，既强调自身系统的完善，更强调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生发展。新时代职业教育研究既要更加有效地借鉴其他学科范式，又要积极地将职业教育研究辐射和延伸到其他学科。
五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研究“前瞻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以“问题”为枢纽宏观前瞻、直面现实。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研究要兼顾前瞻性与现实性，问题意识必不可缺，要做到“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要回答好职业教育“现在在哪里”的现状拷问，“应该走向哪里”的前景判断，以及“怎么走向那里”的分析论证。关于“前瞻性”与“现实性”关系的认识，对于解决当下职业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行动中反思：打造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健康发展”新生态
从文章发表至今，中国职业教育已经构建了从“层次”到“类型”的改革发展之路。伴随着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我国从职业教育学术期刊的创办、职业教育研究学会的成立、职业教育学科“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的完整建立，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沃土。在政策驱动和改革实践的推动下，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使得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需要面对诸多的改革实践新问题，笔者认为，当下的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还需要观照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走在今日职业教育发展的前面，走向明日的职业教育发展”，不要总是“被动适应、一味跟进”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新时代的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始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面向人人，在变革中助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
二是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放眼国际”，更要“着眼本土”，要体现“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中国特色”，创生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科学理论。着眼本土，服务本土，创生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科学理论，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需，更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
三是面向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以问题为枢纽驱动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不应该是“闭门造车”,更不能是“乌托邦”式空想，要直面改革实践，以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为枢纽，驱动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一方面，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要走在改革实践的前面，以科学理论研究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方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要注重现实性，回应当下改革实践问题，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四是注重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区域融通”，彰显职业教育研究的区域性特色。“区域融通”的前提是“跨界”，“跨界”的最终目的是为“融通”。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最应该具有学科交叉意识，“交叉”的本意还是“跨”，而不是“转”。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应该实现“三跨”：一是要跨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跨界融合；二是跨领域，与企业、行业等深度合作，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三是跨地域，聚焦职业教育重大学术前沿问题和重大现实需求问题，更好地整合资源、繁荣学术、服务实践。（作者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